有理由对2008年的中国感到兴奋，不为了奥运会这个come-out 大趴，不为了举国赈灾力量彰显，不为了Tibet事件让政府终于又坐到谈判桌前，不为了火炬和体育明星让许多中国人第一次听说Sudan和Darfur....只是因为借助了媒体这盏聚光灯，这许许多多的争议话题，终于进入了中文社会的社会话语(social discourse），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刻意回避政治话题的社会话语环境，不是一个正常的环境。

但许多对话中，确实经常听到这样的逻辑，欧洲人不理解中国所以无权指手画脚，他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所以没有发言权。且不说这样的表达本身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现代媒体，也是为什么媒体是不够的，所以要有更深的学术、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对话的缘故-- 且说许多中国人对于欧洲的理解，至少我觉得，也只停留在50年代前的欧洲--所以就有“西方列强”之类恍如隔世的语言，或者以为扔出个北爱尔兰，科西嘉欧洲就该乖乖闭嘴...这个就是cynical到完全无视对方50年来的政治文明的进步了。

刚才又看了一遍BBC的Andrew Marr's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很欣赏这个版本的对于英国社会历史的discourse。 如果说历史是一串散乱的事实，讲述它的方式其实不可能客观也无需客观，讲述者的责任是，必须用事实来推动那些你感兴趣的话题。Andrew Marr的话题就是，谁能想到在1968年现代英国，内政部长的办公室里还摆着写满秋后处斩名单的小白板；直到1972年的bloody Sunday，军队依然在北爱尔兰肆意开枪打死13名手无寸铁的天主教游行者--而政府至今的公开解释是‘恐怖组织’爱尔兰共和军开的第一枪；直到1967年英国还有针对舞台言论的审查机制(stage censorship)；直到69年同性恋和堕胎依然非法；直到68年保守党的赤裸裸的排外演说--“上帝要使人堕落，必先令其发疯，这个国家一定是疯了，居然允许5万外国人进来”--依然被当作忧国忧民，受到码头工人的欢呼...?

可是慢慢的，首相电视发言中，丘吉尔式的‘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our weight as a world power)’的提法少了；威尔逊式的生硬的‘他们’和‘我们’的两元对立--“我们绝对不屈服于那些想要搞垮这个国家的威胁”的提法--好像不时髦了；政府好像意识到英国版的'和谐社会'(Queen's peace)和个人权利似乎可以平衡了；内务部长把放死刑名单的那面墙，代之以以一个装满饮料的冰箱；舞台言论解禁了；音乐剧Hair可以上演了；对于Bloody Sunday，也终于有了两次遮遮掩掩的inquiries了...

现在回头看来，每一个话题都曾经是无数争议的中心，每一点进步都确实有限，但是累积起来，给一个40年的闪回，你才发现是无数类似的争议，才把这个国家从近代国家，推向了现代政治文明。

当然，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的意义，不仅仅是讲述英国政治文明取得的进步。它也许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国家从近代到现代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挑战。至少英国的经验，最大的挑战，其实并不是50年代政府为之反复准备的核战争，苏联入侵，或者布莱尔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如何成熟的面对学运工运，石油危机，不同政见的多元社会，国民医疗和养老改革，加入欧盟等等。而最大的教训呢？那就是这个转型过程中，政府的agenda往往被证明慢上好几拍。

中国需要一个有所准备的social discourse，对即将来临的现代政治agenda进行影响。虽然我欢迎今年以来的许多社会争议，但是从内容来所，话语中许多内容还确实是前现代的东西，也许在未来1-2个十年中，今天辩论的许多内容就会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或者是无关紧要的。